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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70年前扛起救国"生命线"

2011/8/8 来源:  作者:

   7月7日,百余名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大陆南侨机工后裔相聚昆明举行公祭,次日,他们在滇缅公路零公里处,开始了重走这条抗日生命线之旅。

  1939年,侨居南洋的3193名汽车驾驶员和技术工人,抛弃优裕的生活,回中国西南参加抗日救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他们当中很多人祖籍广东,抗战后有的回广东终老,有的客死异乡。

  目前生活在广东的南侨女机工还有1人,遗孀9人,年龄都在百岁左右,而他们的生活大多艰难。

  这是一段正在被忘却的历史,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纪念。

探访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

  蓝小丽只是稍微知道太爷、太婆去过外国,跟村里的老人经历不同,但对于自己窘迫的生活而言,这些遥远的家族史起不到半点作用

  一大早,94岁的罗莲好老人狠狠地向家人发了一通脾气。

  孙媳妇蓝小丽并不了解这位太婆婆的人生经历,只知道她出过洋,现在身体不好,每当老人发脾气,她都尽量好言相劝。记者找到她家已经过午,罗莲好老人仍没吃得下早餐。

  老人斜躺在一落平房堂屋内的竹椅上,屋子整洁而老旧。老人背后的墙上挂着她已逝丈夫的遗照。家里人说,这幅照片在这里已足足挂了几十年之久。照片的主人公名为李东润,是70年前威名赫赫的一名南侨机工。

  李东润的侄子陈严赚回忆,他曾听李东润讲过,20多岁时他携妻出洋,被“卖猪仔”到马来西亚,待了8年,学会了机修技能,当时,会机修技术的年轻人在南洋收入都颇丰,生活有保障,但听到招募南洋机工的消息,李东润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就报了名。

  李东润的儿子,今年75岁的李保华身体一向不好,从小生活在台山市沙栏镇东光村。前年做了肺气肿手术后,李保华欠下两万多元的债至今仍未还清。

  一家6口的重担全部落到孙辈蓝小丽夫妇的肩上。

  蓝小丽的丈夫一直在深圳的一个工厂拼命赚钱。为了省钱,他尽量少回家,省吃俭用,但每月也只能寄回1000元。

  “结婚5年,他没有一个春节能够回来的,我们没有在一起过过一次年。”蓝小丽忧郁地说。

  在这个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家庭里,年轻人极少会聊起祖父辈当年意气风发的救国壮举。蓝小丽只是稍微知道太爷、太婆去过外国,跟村里的老人经历不同,但对于自己的生活而言,这些遥远的家族史起不到半点作用,他们也很少跟儿子提起。

  据广东省侨办提供的信息,2006年调查显示,当时全省尚在世的南侨机工遗孀共有10名,去年有1人已去世。这些机工的遗孀和后人,生活都处于社会较底层。2009年,广东省侨办引导回粤创业的“海归”捐款,开始资助10名南侨机工遗孀,但每年也只有几千元,很难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

  记者联系到在台山海宴华侨农场和位于揭阳大南山华侨农场的另两位遗孀,但是因为年龄太大,她们都已经难以交流。

  追忆 逾三千青年奔赴中国抗战

  1939年至1942年,滇缅公路运输物资45.2万吨,而当时所有的国际援助50多万吨,九成以上都由南侨机工运到中国

  1939年,李东润还在马来西亚,那一年的7月,他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既支持又担心的罗莲好在矛盾挣扎中将丈夫送到码头。李东润先坐船到新加坡,再奔赴云南,自此奔波在滇缅公路十曲八弯的危险山道上,再没回马来西亚。

  与李东润一起抛弃安逸生活共赴国难的南洋青年有3193名。来时,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至1942年复员时,1000多人永久地将身躯留在了中国,剩下的也都鸠形鹄面,形容憔悴,仅有460多人回到侨居地,600多人留在中国。

  复员后的李东润没有赶上回马来西亚的机会,只好继续留在云南的华侨农场。“可能因为想念家乡或者不习惯农场的生活,他最终回到台山东光村,并把妻子从马来西亚接回来。”陈严赚介绍。

  李东润夫妻能够平安归来令亲人感到欣慰。令人遗憾的是,1960年代,回到家乡才10来年的李东润去世了,从此罗莲好老人带着独子李保华孤独地过了半个世纪。

  李东润的经历,是所有南侨机工的命运缩影。

  1939年,中国海上交通被日军全面封锁。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线。

  当时的中国,综合国力无法与日本相比,没有能力生产卡车、坦克、大炮或者飞机等重装备。日本人占领中国沿海主要城市、港口,不仅可以摧毁中国本就十分脆弱的国防工业,并且切断了国外援助的海上通道。

  中国急需大批熟练司机,穿越西南的崇山峻岭,将国际援助的物资输送进来。国民政府从珍贵的外汇中拿出一部分从西方购买了汽车,但是,路和车有了,却无人可用。要在短时间内培训大量的司机、技工,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几乎不可能。

  海外华侨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凸显了特殊的作用,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东南亚有技术和驾驶经验的华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随即致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为招募所需人员。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通告,组织大批南洋华人子弟到中国,担负滇缅公路的抗战运输任务。同年,9批3193名热血青年,从南洋各地汇集到新加坡,再辗转来到云南。很多青年为避免亲属拖后腿,偷偷改了姓名,或者偷偷出走。

  因为有技术,南侨机工当时在侨居国的生活和工作都不错。如被编入第二批启程回国的“新加坡机器工程回国服务团”的王文松在新加坡是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机工张文祥原来在南洋月薪相当于1040元国币,回国后拿的是140元的工资。而绝大多数人回国后拿的补贴都只有36元国币。

  在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将所有热情投入到艰难的工作中,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9年至1942年,他们与国内的机工一道,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据《中华民国统计提纲》记载:滇缅公路三年运输物资45.2万吨,而当时所有的国际援助约50多万吨,九成以上都由南侨机工运到中国。

  发现 机工群体中频现广东身影

  南侨机工许多与广东有着直接联系,他们中有许许多多广东人的身影,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台山女子李月美

  在翻阅和追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南侨机工许多与广东有着直接联系,他们中有许许多多广东人的身影。

  潮州籍南侨机工张智源正是其中之一。他的夫人杨应吟是广东潮州一个显赫世家的独女,正直、能干的张智源被杨应吟的父辈视为未来掌管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和财富的继承者。

  1939年,陈嘉庚呼吁南洋技术青年回国支持抗战,张智源刚好被派往新加坡,接掌杨家在南洋的庞大产业。

  来到新加坡后,张智源却被南侨机工的招募宣传深深吸引,并为之热血沸腾,义无反顾参加了南侨机工。与抛弃杨家百万家财不同的是,南侨机工的月薪为36元国币。

  张智源在潮州的父亲又担心又生气,不久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父亲病危时,张智源的大哥托人带信给张智源,希望他无论如何赶回潮州见父亲最后一面。

  张智源收到了信。这时远在昆明的他正接到命令,要到缅甸接收车辆,是回乡见一见弥留之际的父亲,还是继续完成任务?张智源选择了后者,不久老人去世,去世前,他还在牵挂着滇缅公路上的儿子是否安全。

  1942年,潮汕地区被日军占领。出身名门的杨应吟用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竹箩,一边放着一个女儿,跟随逃难的人群,到昆明寻找丈夫。

  当时,在南侨机工队伍中,像张智源这样的广东籍华侨有不少。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有潮州籍的陈团员,惠东籍的方明吉,梅县籍的叶富华,东莞籍的张永发,大埔籍的潘德良等。

  南侨机工中还有几位年轻的女性冲在前线,如李月美、陈侨珍、吴秀芬和朱雪珍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还要数台山人李月美!”台山市博物馆馆长蔡和添介绍。

  1941年,滇黔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司机身受重伤,南侨机工杨维铨刚好经过,见状立即停车救助。无意间,杨维铨发现,受伤司机竟然是个女扮男装的青年女子。

  这个女司机就是李月美,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一个弱女子如何保守秘密,在危险又劳苦的一线运输部队里不被发觉,至今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真正的现代花木兰,当时的报纸也是这样评价她。”台山市侨联常务副主席朱惠嫦赞叹,“当时,真实身份暴露后,李月美的故事便传播开来,传为美谈。”不久,救了李月美的杨维铨与她结为夫妻。李月美为自己生下的两个儿子取名为杨善中、杨善国,合起来是“中国”。

  抗战结束后,李月美夫妇携带着所有子女迁居缅甸,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李月美响应号召,积极回国参加建设。令人扼腕的是,她刚回国,“文革”就爆发了,华侨身份的李月美被打成“特务”,最后在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中选择了自杀。

  关注 南侨机工群像重入视野

  一位新加坡导演一直有将南侨机工的故事拍成电影的打算,但新加坡华侨更希望由中国导演来做这件事

  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龚立强曾在侨居地了解过一些南侨机工的故事,至今他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听到南侨机工故事时内心受到的震撼。

  至今仍生活在广州的白雪娇,一生和南侨机工这个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在70年前报纸上的复员名单中,记者一遍遍寻找,并没有发现白雪娇的名字。

  在广东省华侨博物馆,记者于一份1939年5月19日出版的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影印件上,读到了当时爱国女青年白雪娇不辞而别,留给父母的一封信:“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白雪娇的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商人,生活富足,她在马来西亚协和学校当教员。抗战爆发后,望着水深火热的祖国,白雪娇关切万分,恨不得马上投身其中。

  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汽车驾驶员和技术工人,她化名施夏圭,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临走前,白雪娇的父亲还是得到消息了,立即跑到码头,想挽留女儿,但却无济于事。“他一直陪着我坐到船要开了,才上岸,坐在那边几个小时,我们相对无言。”今年,在广州市安度晚年的白雪娇已经95岁了,她拒绝了记者的再次采访:“我没做什么事,伟大的是那些在滇缅公路上付出了鲜血、青春乃至生命的机工。”参加南侨机工后,因为是女性,白雪娇被分到西南一个机关里,不能到前线去令她十分失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白雪娇在槟城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因此被当局驱逐,她再一次选择回到中国。

  据省侨办工作人员介绍,几十年来,与青年时豪气干云、知名度极高不同的是,白雪娇始终隐姓埋名,在学校静静教书,绝口不提当年参加南侨机工的那段历史。退休之后,她在家中静养,也从不登记自己的南侨机工身份,没有拿过政府给南侨机工的一分钱补贴。2009年,在一次会议上,已经回国、在广州投资创业的龚立强和广东省侨办侨政处处长朱江机缘巧合地谈起了南侨机工,两个人都唏嘘不已。

  朱江告诉他,广东当时还有10位南侨机工的遗孀,年龄很大,生活大多比较困苦。龚立强听了,马上表示愿意捐助这些遗孀,并随即捐出18万元,对广东省10名困难南侨机工遗孀给予每人每年6000元的救助。

  龚立强认识的一位新加坡导演,一直有将南侨机工的故事拍成电影的打算,但他更希望由中国导演来做这件事。“中国人比任何人更应该好好讲南侨机工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群体,毁家纾难,冒着枪林弹雨,在滇缅公路上不停地跑,将手中的方向盘当作武器,满车的军火作为掩体,为国家接上一根通往外界的生命线。”龚立强说。(记者林旭娜 通讯员沈卫红 统筹:林亚茗 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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